本文导读——
清波门，杭州靠近西湖的古城门之一，现在当然是在城市的中心位置了。清波门外，以前是杭州的郊区，但这个郊区同样是人文荟萃之地，比如本文中所写的聚景园、周公祠等。
这些现在都只剩下了残痕，像一个旧梦。但好在我们能够从文字中触摸到历史的温度，对那些隐藏在时间中的历史和人物有了新的认知：他们曾经存在，曾经出现在我们这个城市，并且构成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
周公祠所祭奠的周敦颐，正是那位写《爱莲说》的大儒，而之所以在清波门外给他立祠，这也是宋韵文化的传承标志。而聚景园得以扩建，是一种孝道，但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南宋一朝的拆迁工程。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去读历史，会发现很多有趣之处。（李郁葱）
正文从这里开始——
清波门外
清波门，在如今南山路的清波路口，城门偏向西南，城门外有“清波桥”一座。玉皇山、万松岭、铁冶岭合流的山水，经过桥下，分为两股。一股较小，汩汩向东北流入城墙水门，南宋时称“暗门”，连接流福坊运司河。一支较大，西流，如今只剩“清波桥河下”路名。这水流起步不宽，流经二十多米后，水域大了，似河非河，似湖非湖。
如今，这一片往南到万松岭路口，即曾经的南宋钱湖门；往北到涌金门外，都是公园。其中，有两处值得一说。
聚景园
宋孝宗为太上皇赵构所扩建
说聚景园，应该以南宋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最为权威，卷十三说：“聚景园，在清波门外，孝宗皇帝致养北宫，拓圃西湖之东，又斥浮图之庐九，以附益之（清波门外为南门，涌金门外为北门，流福坊水口为水门），亭宇皆孝宗皇帝御扁。……岁久芜圯，今老屋仅存者，堂曰揽远亭，曰花光。又有亭植红梅，有桥曰柳浪，曰学士，皆粗见大概……”
以上括号中文字，在原著中比正文的字要小，属于说明。原文无句读，经标点，大意如下：聚景园，在清波门外，孝宗为了恭养北宫的太上皇赵构，又拓宽了西湖东面的园圃，增加了九座寺院的区域。相对清波门外之处为聚景园的南门，涌金门外之处为北门，流福坊水口之处为水门。如今（度宗时），年久荒芜，“老屋”仅存揽远亭和花光亭，还有柳浪桥和学士桥，能见出当年的大概。
宋末元初，周密的《武林旧事》也写过聚景园，说了堂阁亭台有孝宗的题匾（扁），说了尚剩的花光亭、柳浪桥、学士桥等十五处景点。要说后来写得再详细一点的，是明朝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
田汝成说他为学士桥写过碑记，立过碑亭。碑记写的什么？没有细说，只录了时人马浩澜《念奴娇》词一首，有“学士港桃花，南屏松色，苏小门前柳”等句。或许，这是当年能入文士“法眼”的最佳湖光姿色。此外，田汝成还写了西湖舟船，经过学士桥、学士港，“入舣清波门”。“舣”就是停船，也算是清波门外一景。
田汝成又说：“柳浪桥尚存，世称柳浪闻莺是也，园傍旧有灵应堂俗称包道堂、水心寺、陆莲庵、法喜院、兴福院，定水院，凡浮屠之庐九，并归园内。”这说的是柳浪闻莺一傍，南宋“并归”聚景园的那些寺。当然，田汝成是割草打兔子，顺手捋了一下，并不是《咸淳临安志》中九座寺院的全称。
田汝成的另一本《西湖游览志余》，说南宋绍兴初年，“拓圃”前的聚景园，连夜游都有。有一次，“两宫（皇、妃）幸（去）聚景园，夜过万松岭，索火炬三千。”这说的是宦官作威，当晚要临安府出火炬三千支。府尹见招拆招，征集了杭城妓院、瓦栏、茶肆的芦杆门帘，扎成小捆，浸了油脂，沿万松岭路，“系于夹道松树左右，照耀如白昼。”那时的清波门外，估计已经是一个浮花浪蕊的世界了。
宋孝宗究竟拆迁了哪九座寺院的地？
那么，后来的孝宗再做扩建时，究竟拆迁了哪九座寺院的地？好在《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九“寺院”篇，有列举：“自涌金门外至钱湖门”，第一座是“灵芝崇福寺”。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做过动物园的“钱王祠”，因南宋时没被“拓圃”，不作展开。
第二座“慧明院”，有“绍兴间斥为聚景园”的说明。绍兴间，即高宗在位（-年）。这么说来，慧明院也不是孝宗“拓圃”的。第三座“延恩院”，“今为养鱼庄。”可能这寺院当初并入聚景园时，是个观鱼景点，度宗时已成了鱼庄。
第四座“水心保宁寺”：“天福年建，旧曰水心寺，大中祥符初赐今额。旧志有思白堂（白乐天旧游，元丰二年，枢密使林希榜曰思白，示怀贤之意）。好生亭（人多放生于此，郡守沈文通命曰：好生）。陆莲庵（钱忠懿王时，禅师诵莲经于水心寺，方冬严寒，忽有莲华七本生于庭陆，远近瞻礼，禅师以为幻，乃命芟去），绍兴间地入聚景园……”
其他扩为聚景园的寺院依次是：兴福院、定水院、法善院、宝成院、宝莲院、永隆院，一共六座，没写明“绍兴间”，应该是被孝宗动迁的了。加上慧明院、延恩院、水心保宁寺，共九座，也就是“浮图之庐九”的数目。
这其中，“水心寺”值得一说。该寺是北宋大中祥符年（－）改名的“水心保宁寺”。旧志记载，寺院内有思白堂、好生亭、陆莲庵三处，和尚、尼姑都住持过。思白堂，是怀念白居易到过此地。好生亭，是放生鱼鳖之处。陆莲庵，禅师曾在大冬天诵读莲华（花）经时，陆地中忽然有七朵莲花生出，搞得远远近近的人整日前来瞻看。
陆地生莲花本是奇事，好兆头，估计这和尚要清静，或者是个“毒头”，借口左道幻术，要人挥刀割去了。倒是后来的尼姑，播扬一时，又取了“陆莲庵”的名。
“水心保宁寺”条目中有“题咏”一首，名“秦淮海送僧归保宁寺诗”，也说到住持和尚脾气的古怪：常常是“生客一语不入意”，他就“目如明星视飞鸟”，撂了客人径自看鸟去了。秦淮海是名士，即北宋词人秦观，年当过杭州通判，和尚对“市领导”是不敢摆冷脸孔的，在秦观的看来，和尚的怪癖也就成了清高。
和尚有个性，寺院也迥异。诗中说，“西湖环岸皆招提”（“招提”，寺院别称），“保宁復（往来）在最佳处”。怎么一个佳处呢？“车尘不来马足断”，“天然不受红尘扰”。哦，是车不能进，马不能来。这么好的地块究竟在哪里？《咸淳临安志》说得也简单：“自涌金门外至钱湖门”。倒是田汝成稍微仔细一点：在“柳浪闻莺”的“园傍”。好在，这两本书都提到了一边的学士桥。
学士桥，位于如今柳莺宾馆南边门外，临了西湖。哪怕狂风突起，湖水汹涌，湖上船只一旦经入学士桥，再东行进入学士港，风平浪静。学士港3米来宽，20多米长，以前过了东侧一座木桥，就是清波门外那一片似河非河，似湖非湖的水域了。
谢庄也曾是南宋聚景园的一角
六十年前，这一片水域还是相当的大，水中有一岛，人称“台湾岛”。岛有两个篮球场大，要是倒退八百年，应该更大，建一座“两屋一亭”的寺院，绰绰有余。“自涌金门外至钱湖门”的水心保宁寺，在这小岛上的可能极大。
田汝成说“入舣清波门”，舟船应该就停在小岛东侧的河道，傍了清波桥河下小路。六十多年以前，西湖周边的打渔、斫柴人，仍有在此泊船的。挑担上岸，去清波门直街的集市，吆喝买卖。那时，这小路傍了南山路的拐角，有一爿粮站，居民买米用一指宽的粮票，划船人的粮票往往较宽。现在想来，应该是乡民卖茶或卖山货的“奖励粮票”。
从粮站门口往西走清波桥河下小路，当年有“游人止步”牌子。因为路的尽头，是赫赫有名的谢庄，入住人仅次于湖对岸的汪庄、刘庄。谢庄是清末民初的名，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陪台湾来客入住时，草坪中一株花开满头的虬枝老梅树，至今难忘，这也曾是南宋聚景园的一角。
年的浙江省长夏超，曾将谢庄做过办公和接待场所。年2月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为寻找夏超旧迹，我和英国来杭的夏超孙女夏赛平女士来到当年的谢庄，如今的柳莺宾馆。只见满园锦绣，景色如画，旧迹已经难觅。
近年，网上有一篇“引经据典”的文章，仅以一个“水心”的概念，就说西湖中的“小瀛洲前身为水心保宁寺，又名湖心寺”。还“挖掘性”的引证，说南宋的聚景园是包括湖心寺的。更有人转写发挥，见“一”说“二”，都没认真读过原著原文。
国学大师俞樾的牌子够大吧，《春在堂随笔》说到小瀛洲，也是有一说一：“小瀛洲旧在涌金门外问水亭南，今三潭印月袭用此三字，亦非其旧也。”至于《西湖游览志》说湖心寺，也只是在“湖心亭”条目上说“旧有湖心寺”而已。后来好考据的清时文人，没有依据，也不说湖心寺有什么子丑寅卯的由头。
倒是钟毓龙的《说杭州》，说到“三潭印月”，写了“上有保宁寺”五字。要晓得，钟老先生是抗战八年避难雁荡山写这书稿的。正如该书再版“前言”所说，钟老是“仅凭其博闻强记之功力”写下的，“其中有极少部分论述，或有……相左”。当然，这说法，仍不失《说杭州》是杭州方史中扛鼎的大誉。
以上文字，也算对南宋聚景园的一点还原。
周公祠堂
“周公祠堂”原来是“周元公祠堂”，用来纪念周敦颐的
初中语文有《爱莲说》一课，至今我仍能随口诵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不蔓不枝”，“亭亭净植”。也许喜欢，进了骨子，年岁荒诞，我也尚能自爱，不会为一利半益，去依附不良。
我的老子是上世纪30年代的高中生，因我祖母想抱孙子没能外出求学，到老了也有些看闲书、拉二胡、钓鱼、做菜的没落文人气味。钓鱼，往往好去学士桥到长桥，其间有“周公祠堂”。那是一方池塘，年幼的我“祠堂”“池塘”就不分了。
池塘比两个篮球场要大，塘中一石亭翘然，池水涟漪间有一长条青石板桥相连。夏日荷花似乎不多，荷叶颓败时鱼就“兴”了。某日，我的老子运气极佳，提杆不断，一只竹篾暖瓶壳装满了鱼。我也高兴大了，拿起暖瓶壳顿了一顿，只听哗啦一声，底布脱落，鱼全“放生”。就在周公祠堂，我老子给了我一老拳。
周公祠堂在省军区的西侧，南面要到如今的唐云艺术馆，再往南，就是长桥。周公祠堂后来被围墙圈了，说建“百果园”，进去也没看到多少果树。
我对周公祠堂总是心有念想，近年偶读梁诗正《西湖志纂》，才晓得头绪。梁诗正是杭州人，清乾隆东阁大学士，清廷“六部”，他居然当过四个部的一把手。但一部《西湖志纂》却写得太简略，从清波门、聚景园、学士桥，写到长桥，总共才两百来字。好在把周公祠堂写分明了：“周元公祠，在清波门外钱家湾，祀宋濂溪周子惇颐，南渡时建，久废。国朝康熙五十一年督学姜橚檄令重修，岁以春秋致祭，巡抚张泰交题额，运使高熊徵有碑记，雍正九年总督李卫重建。”
我这才晓得，“周公祠堂”原来是“周元公祠堂”，也就是《爱莲说》作者“周子惇颐”。“子”古代人对大儒的尊称，譬如孔子、孟子。“惇”现代汉语已被“敦”替代，也就是周敦颐，号濂溪。“周元公”的“元”，是谥号，南宋宁宗封敕，赞他是理学“开元”第一人。
明、清学者恭称周敦颐是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
清波门外钱家湾，这地名现在无人知晓，能扯上关系的，是祠堂东面曾经的钱湖门。或许，靠近这湖面，也就是如今唐云艺术馆往北一段，以前曾有钱姓大户住过。以“周元公”为线索，我又找到台北成文出版社的《重修西湖周元公祠志》，（以下称《祠志》）。
《祠志》作者周勋懋，海宁人，周敦颐的二十八世孙，和《红楼梦》的发现有一段姻缘，在此不作展开。叹为观止的是，这本完稿于清道光二年（）的《祠志》，竟有页，2万多字，载有宋、元、明、清间祠院的变迁，以及历代多个皇帝的御批、敕诏。
一位文人，几百年来凭何享此盛祀？当然不是官衔，周敦颐最大的官职是以国子监博士“职称”担任过江西虔州通判。当然，也不是他的文学，尽管后人熟知《爱莲说》。能让周敦颐誉冠一时的，恰恰是他的理学。
明、清学者恭称周敦颐的理学“上承孔孟，下启程朱”，说他是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也是后来“程朱理学”的先导。确是，“程朱理学”的程颐、程颢，就是周敦颐的嫡传弟子。周敦颐在北宋熙宁五年（）病逝庐山濂溪书堂，五十七岁，远在杭州的清波门外，怎么会有他的祠堂？
这要说到建炎年的宋室南渡，高宗曾要求当朝名祠寺庙，在临安都有一个归宿，才兴建的。有意思是，南宋以后，让周公祠堂名扬一时的却是清朝。尤其康熙五十一年（）往后，到嘉庆二十五年（），祠堂共重修了四次。如果将《祠志》刊印后的雍正九年重修算上，一百十几年中竟重修了五次。或许，从康熙帝第一次下江南以后，清朝的五个早期的皇帝，都醒悟到了，程朱理学是化解满汉矛盾的最好润滑剂。
嘉庆二十五年祠堂重修，花费不菲
记载中的周公祠堂，并不是传统的南向或者东向，它“面西湖而背吴山，左右双塔耸峙，六桥三竺，环绕其间。春则桃李争妍，无穷生意；夏则芙蕖吐艳，不断清香。”从现在唐云艺术馆的北侧向西湖看，确实是雷峰塔、保俶塔南北耸峙，正西是六桥遥遥相望，朗日举目远眺，“三竺”也可朦胧见得。
周公祠堂共有殿宇三重，《祠志》有图，却不清晰。文字说，从仪门进去，有正殿、寝殿、后殿，殿的楼上、楼下，都各有五间厅室。《祠志》还记载了当时整套的祭祀程序，桌椅几案的配置，以及猪、羊、鱼、帛的祝飨规格。
嘉庆二十五年祠堂重修，花费不菲。朝廷工部核准拨给“工料”银子四百八十两六钱四分八厘。有零有正，似乎顶真，也是特色。但费用仍然不敷，周氏后裔纷纷募集，名单长达三十五页：近有杭州府所属各县，远有安徽、衢州等地。募捐人标出的居处，到乡到村到甲。募集到的有银子、有洋银、有铜钱。少则铜钱五千文、洋银二元，多则银子五十两、洋银一百元。总数是，银子四百七十四两七钱，洋银二千九百六十五元，铜钱一千一百六十九千（贯）零九百三十二文。
题外说一句，中国的银圆，清光绪末年才有铸造。嘉庆年的洋银，即银圆，是铸有一只老鹰的鹰洋，是明时清初从沿海贸易得来的。
周公祠堂前的塘与地，有“八亩三分三厘四毫”，嘉庆帝对此有朱批：“好知道了。”朱批之下说：“拨给守祠后裔管业，以为香、灯、盐、菜，并巡查花树，看管景亭人役饭食等用，此项租银请除免征”。如果按当时每年每亩田“银四钱”，地“银三钱”，塘“银五钱”的征租，费用不多，但嘉庆帝的如此细微，也是够累的。
《祠文》中还能读到乾隆帝对西湖疏浚的两次批阅，也是“好知道了。”其中，在西湖周边被侵占之地的“调查”文中，乾隆帝提出，对占地的清退，不要搞一刀切，要考虑到种田人的生计，“经开垦成熟田者，免其清出外，嗣后不许再行侵占。”看来，这一对皇帝父子的操劳，也称得宵衣旰食。
岁月倥偬，这些历史都已淡出了杭州人的记忆。民国时的几次城市绘图，也是望“名”生义，将周公祠堂的地块标注为了“周氏墓”。仅此，再后来的杭州人，估计会越发朦的。
清波桥河下（金晓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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