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祖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日子。明、清柏木井最大的车马店——兴店，就是我们家开的，现在兴店基本保存完好，几易其手，已经和我家没有了任何关系，但一说兴店家都知道指的就是我们家。
我们家还有柏木井“三不传”之一的接骨技术，哪一辈开始掌握的这门医术已无法考证，到了我这一辈，还有我本家的哥哥远桃、全桃都是左近闻名的接骨医生。远桃哥的医术更高明一些，我小的时候记得，经常有人赶着毛驴驮他去接骨，尤其在北乡影响较大。
我听二伯说过，他小时候跟着我爷爷去祖坟烧纸，每次爷爷都给他介绍说这个墓是你银花姑。小孩子家别人说啥听啥，记住了这个银花姑的墓。到了一定年龄才发现，别的墓主人都是成双成对，为什么银花姑就她自己，爷爷已经去世，他也没有刻意去打听，二伯告诉我，据他的判断，银花姑应该是我们家的丫环。
一
我的父亲兄弟三人，大伯双锁、二伯拉锁分别于一九一零、一九一四年生人，父亲存锁排行老三，一九二四年三月在兴店出生，其时家道中落，难以为继，爷爷奶奶时长为生计犯愁。记得父亲给我们讲过一个真实的事情，父亲几个月的时候，奶奶在院子里一边看孩子一边做针线，随口就对我二伯和另一个年龄和我二伯差不多玩伴说，你们两个把这个小孩（指我父亲）扔了吧，咱养不起他。奶奶本来是在开玩笑，他两个却当真了，奶奶一不留神，他俩就用筐子抬了父亲，倒到大门外的河里了，奶奶发现孩子不见了，一问才知道已经按奶奶说的扔了。好在河床不深，还倒了好多杂物，奶奶出去找的时候，父亲毫发无损竟然躺在那里睡着了。当然二伯们少不了一顿臭骂。没有过了几年，兴店就卖给了别人，举家搬到村南面终年几乎不见阳光的一处宅院去了。父亲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先是爷爷在这里患中风不语去世，大伯、二伯成年后相继去阳泉站上扛碳，维持生计，除了他们自己简单的消费，赚的钱都交由父亲打理。奶奶后来因长期患病导致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父亲一边伺候奶奶，一边种地，还操持着这个家。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农闲时还读了三个冬天的私塾，由于聪敏好学，一冬天下来，成绩比读了一年的人还好，所学知识在他后来的成长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没有成家的大伯，在二十四岁时因害汗病发不出汗而英年早逝。在父亲的张罗下，二伯娶了张家岭石盆的张巧堂为妻。
日本人入侵是父亲记忆非常深刻的事情，农历一九三七年九月九，父亲一早起来挑了粪送往顺垴沟的地里，刚到地方，就听到村里传来枪声，因为之前就听说日本人快打过来了，枪声证明日本人进村了，父亲当年只有14岁，吓的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村里情况不明也不敢回去，于是就在附近一个庵芜窑躺了下来，不知不觉竟然睡着了，一天没有吃东西，再加上害怕，一觉醒来已经是夕阳西下，听听没有什么动静，就慢慢走回村里，打听到日本人确实来了，不过没有停留多久就走了，抢了一些东西，人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回到家里，双目失明的奶奶同样一天没有吃饭，听到枪声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又担心父亲，连饿带吓，从此病情进一步加重。
四〇年大年初一，奶奶从不知道从包裹了几层的包里拿出了十块大洋，对父亲说：这是我和你大攒下的十块大洋，不管多么困难度没有舍的花，是准备给你找对象用的，现在看来我也没有能力帮你娶媳妇了，你把这钱收好，将来自己找个对象。就在正月十七下午，村里还在闹热闹，，吃过午饭，安排奶奶休息，父亲就去看热闹了，等他看完回到家里，奶奶早已离开了人世。时隔几年，父亲和二伯一起奋斗赚来的钱，又换到了上街一处路边能开店的宅院。有了开店的手入，家里的生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二
就在这家店铺，父亲和地下党组织有了接触，一开始地下党组织人员在这里吃饭、住宿，他们看父亲机灵、可靠，由避讳到不避讳，到后来还让父亲参与其中。一来二去，家就成了一个类似联络站的地方，父亲也成了其中的一员，经过区委的严格的考察，区领导王守毅，本村党员李根堂的介绍，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担任了柏木井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村里的农会主席兼合作社社长，投身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
父亲担任农会主席其时，正值日本人投降，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之际，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妄图在山西建立自己的独裁政权，集中兵力占领并控制全省的战略要地，平定阳泉也在其中，对敌斗争的形势异常复杂严峻。
当时，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好多工作都由农会等群众组织出面，父亲读过三冬天的私塾，算是有文化的人，在班子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区委、区政府及下乡干部的指导下，和村干部班子一起，进行了全村成分的划定，把地主、富农土地、财产分配给广大贫农、下中农，主持了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总体是平稳的，受到区党委、政府的肯定，圆满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
一九四七年，在阎锡山的纵容下，国民党军队、地方反动武装，纠集被清算的地主富农，组成还乡团，大肆侵扰土改后的村庄，进行反攻倒算，大批逮捕、屠杀共产党员，村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村干部不仅要保护自己，还要保护老百姓，同时还要完成支援三大战役所需要的兵员补充，粮草、物资筹集等任务，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白天在村里做工作，晚上找地方躲避敌人。如此险恶的环境，危险如影随行，有一次，父亲正害汗病，忽然得到还乡团快要进村的消息，干部们分头组织老百姓向村南面的山沟里撤退，父亲在母亲的搀扶下，随同大家一起撤退，走到一个叫小堰沟的地方，父亲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他们经常过夜的一个庵芜窑休息下来，还乡团越来越近，为了不连累大家，父亲安排其他人和母亲先走，让他自己留下来，并把上级配发的两颗手榴弹枕在头下，敌人进来，就和他们同归于尽。好在敌人摸不知道父亲还在下面，也摸清情况，怕遭遇伏击，难以敢下去，在山梁上喊叫一阵后就离开了。
晋中战役和解放太原期间，父亲以借干的身份，被县、区委抽调参加支前，担任粮草、物资供应站负责人，接收、保管平定送来的支前物资，发放到战斗部队。从一九四七年十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历时一年，圆满完成了县、区委交给的支前任务，为太原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响应上级党组织的号召，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刚解放的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夺得了前所未有的好受成，提高了农民的手入。
加强了民兵队伍建设，保卫了新生政权，维护了村里的安定。
村里办起了小学，办起了民小、扫盲班，大家学文化，学知识，学唱歌，文化生活空前活跃。办起了业余剧团，父亲带头积极参与，并在剧团反串了旦角。剧团办的有声有色，一直在村里活跃多年。据曾经在柏木井当过老师后来任平定晋剧团书记王身魁后来回忆，柏木井业余晋剧团的(上天台)、（铡赵王）等剧目的水平，不亚于平定县晋剧团。
三
华北地区即将全面解放的时候，华北人民政府建立了华北供销合作委员会，并于年1月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供销合作会议。会议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制定了《关于供销合作社的方针问题》等11个条例、办法草案等文件，首先在华北试行，为以后统一全国合作社的领导作了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华北合作委员会的基础上设立了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此后，大区、省、市、专、县各级政府也相应地设置了合作社的管理机构，加强了党和政府对合作社事业的推动领导。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一系列优待合作社的办法。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作出了加强合作社干部的决定，规定省、地、县各级供销合作社主任要选配能力强的干部担任，参加同级党委并任常委。根据上级的要求，农村供销合作社也加强了干部职工队伍的建设，各村按照一系列文件精神要求，抽调了最优秀的干部，充实基层供销社合作社队伍，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抽调到供销合作社工作。
父亲刚参加供销社工作就在柏木井，随着集镇社建设的需要，被调任固驿铺乡供销部部长，并任固驿铺乡党委委员。人民公社成立后的大公社时期，调任东回公社供销部财务股股长。大公社分开后，东回公社分成东回、马山、床泉、柏井、槐树铺五个公社，一九五九三月年调任槐树铺公社供销部部长，后来任柏井供销社副主任、主任至退休。
早在年10月，毛泽东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就指出：“合作社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提出了“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基层社为社员服务”的业务方针。毛主席的指示和全国合作社的业务方针，使基层供销合作社有了明确的办社方向。
父亲在固驿铺集镇社及槐树铺供销合作社工作期间，建立了一套为群众服务的运行机制。首先是多渠道了解群众的需求，当群众来供销合作社买、卖东西的时候，主动向他们了解生产生活方面的所需。派出本单位职工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顺便了解群众的需求。安排能说会道，善于交往的人，充当信息员，随时给供销合作社反应群众所需，在此基础上，总店业务、库存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统计汇总，结合库存，作为采购进货的依据。
为了和小商小贩争夺市场，最大限度保护群众利益，千方百计拓宽商品来源。供销合作社办起了饲料厂、食品加工厂、编织厂、红领巾加工厂、煤站、酒厂、醋厂、油厂、铁木加工厂，鞋袜厂、缝纫车间、染坊、各种繁殖场、养兔厂、土化肥厂、水泥加工厂、药材加工厂、铁木农具加工厂等等。极大的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
完成上级下达统购统销的任务。为了保障工业生产和各方面的需要，国家对一些物资进行统购统销，一开始是粮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后来逐步扩大，一九五九年，山西省人民委员会规定统一收购的物资有：生猪、猪肉、菜牛、牛肉、菜羊、羊肉、牛皮、羊皮、羊绒、杂铜、废锡、废铁、桃仁、杏仁、核桃、甘草、牛黄、烤烟、木材、蚕丝、蚕茧、土纸、黑、白瓜子、梨、红枣、蜂蜜、党参、黄芪、麝香、蓁艽、菖蒲、猪苓、小茴香、废胶、废铝、生漆、苇席、黄蜡、甜菜、土糖等四十多个品种，再加上本地特有的，群众需要卖出的，都想方设法收起来。实际收购的品类远不止以上所说。
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解放初期，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前所未有，再加上有效的管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那时候总社的干部、职工都吃、住在单位，家在本村的职工，晚上回家有事，也要履行请假手续，管理严格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特别有一项值得称道的就是对干部、职工的评价制度。单位定期组织对全体干部、职工进行评价。评价分三个等级，工作积极的、一般的和较差的，每个干部、职工，对所有人按三个等级进行评价，最后汇总，以超过办数以上为准，把全体干部、职工分为积极的、一般的、较差的三个类型，既是对干部职工日常工作的评价，也是评先评优，晋升进级的依据，起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激励作用。
送货上门，一直是供销合作社的优良传统，父亲带领职工担着货郎担到山庄窝铺送货的情形，一直给我留有深刻印象，上山送货最少两人最多三人，到了地方，就在一个相对中心的地段摆买。给大家提供需要的商品，还要收购废旧物资。以前村里外来的人吃排饭，他们也一样，要到谁家吃提前就告诉人家准备，吃过后按每天一斤二两粮票、三角钱的标准付饭费。太阳落山的时候收摊，挑着剩余的货物和收购的废品回村，回来一般也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曾经听父亲讲过，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汪里村发生了泥石流，冲淤三十二户，死亡九十六人，他们参加了救灾，半个多月，硬是靠人抬、肩挑，步行将近三十里的山路，送去了工具、日常用品、食品等一百多担的救灾物资，有力支援了救灾工作，保障了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四
父亲入党、参加工作，到一九五六年离开，在村里在了九年，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〇年基本在村里，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断断续续也在村里，一直以下乡干部的身份和村里保持着联系，对柏木井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全力支持村里的工作，尽最大的努力为村里做力所能及的贡献。现在尚存遗迹的柏木井的旧舞台，建成时所立的石碑，记载了当时村、支两委，石匠、木匠、铁匠、泥匠等参与建设者的名字，父亲的名字赫然在上，名字前面冠以主修者，这是我所见到的绝无仅有的记录方式。小时候经常想，主修者是干什么的?作为一个疑问一直萦绕脑际。后来才明白，对于修舞台这件事，父亲肯定是积极倡导，努力推动，大力支持，促成了这件事。当时我依稀记的，父亲经常出现在修建工地，和村里的领导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场景。父亲是供销社而不是村里的人，但在这件事情上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碑上没有名字不合适，以什么名誉上在当时肯定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主修者，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父亲在村里威信很高，深受人们尊重。在为人处世是，坚持公平、公正，从土改时的分土地、分财产、划成份，到后来推荐谁家的孩子出去当工人、当干部、读书上学，父亲都有自己的原则，从不偏东向西，谋取私利，虽然他的意见不可能被完全采纳，但对他的所作所为少有非议。由于他的资格和经历，村里对他的态度十分在乎。
父亲对自己要求自己很严格，从大局出发，维护村、支两委班子的团结，维护班子的威信，积极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村里班子稳定、团结、和谐和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父亲本着对村里负责的精神，十分注重年青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对于工作积极，有能力的年轻人，总是以极大的热情或推荐他们进领导班子，或委以重任，给他们创造锻炼的机会，热情指导并且把自己的所知所懂、工作经验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他们，其中两任书记深受父亲影响，他们也非常感激父亲对他们的培养，工作中遇到问题找父亲商量，有想法事、有打算事先征求父亲的意见。任期内群众反应较好。
父亲退休后，仍然为村里的工作操心，经下乡包村的团县委副书记卢均良的提议，在村里又当了一届支部委员，分管文教卫生和民事调解工作。在父亲的提议下，村里又办起了业余剧团，文化生活重新活跃起来。在民事调解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保持村里的稳定发挥了余热。父亲解决问题从不和稀泥，是非分明，对的肯定，错的该批评就批评，批评人来很严厉，我作为旁观者，有时候都感觉面子有点搁不住。
五
一九六一年，家里发生了变故，刚满两岁，长得白白胖胖，很壮实的弟弟。突发疾病夭折了。母亲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肾病，弟弟的离去，使她精神受到严重的刺激，本来不好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就连给我们做饭都成了问题。面临这样的情况，父亲经过再三考虑，向领导提出辞去槐树铺供销社主任职务，回柏木井供销社工作的请求，领导认真考虑实际情况后，将父亲由槐树铺供销社主任，调任柏井供销社副主任，包柏木井村下乡，蹲点柏木井门市部。不担任主要领导，工作负担减轻了。有了相对多的时间照顾多病的母亲和当时十一岁的姐姐，七岁的我，种自留地、小块地，父亲承担了家里家外的大部分事务。一九六二年出生了妹妹，过了几年相对平稳的日子。
一九六三年年秋天，我们的家在连绵的大雨中倒塌了。连续几天的大雨，西窑出现了裂缝，而且有逐步加宽的趋势，裂宽的速度也在加快，父亲不放心，叫来邻居帮助观察，大家一致感觉有问题，于是立马决定，先把我们在邻居家安顿下来，接着冒雨往出搬东西。就在搬出来的那天晚上，轰隆隆一声巨响家最终还是倒了，西窑全塌了，正窑塌了一半，就剩下摇摇欲坠的东窑，，前几天还好好的家就这样彻底报废了。
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很少有比这更大的事了。父亲四十五块钱的工资，当时不能算低，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和母亲看病也就指望这几个钱，家里病没有多少积蓄。虽然邻居表示，就住咱们家，住几年都可以。父亲深知，寄人篱下总不是长久之计，毅然决定修家。二伯拿出了多年的积蓄，买掉了原来开店的那个旧院，基本凑够了修家的费用，在旧家西边批了宅基地，次年春季开始动工，历时半年多，到一九六四年秋天，修成了三眼窑洞。修家的过程，父亲更加辛苦，只要自己能干的活，就不用别人，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从倒塌的废墟中抠石头和有利用价值的材料，担白灰、担石头、担砖，甚是辛苦。工程进展也非常顺利，除了逃工钱用的人，来帮工的人天天都有，在村里，帮工的人是尽业务，不要工钱。特别是合碹的那天，帮工就有好几十人。暖房的时候更是热闹，亲戚朋友、邻居别舍，相好不错的都来祝贺，那时候的礼物也就是每人出两、三角钱，买块画着风景的玻璃匾，床单、被面、褥面等等。当时的一个劳动日也就值两、三角钱，所以说这样的礼物已经是很了不起。
家修起了，麻烦事情接踵而至。家也就是孤零零三眼窑洞，其他配套的设施一概没有，中间一眼摸了白灰泥勉强可以住人，西窑做厨房，东窑放杂物，厕所趁旧家的。不过农村人修家都是这么一个程序，修好主宅先住进去，其他设施慢慢建设。
父亲靠着一个人的力量，既要上班，又照顾家，又要养种自留地、小块地。材料极度匮乏，把烧下的炉灰一点一点攒起，用来铺院、盖房顶。除了白灰要买以外，石头是利用修家剩的边角料，也有的是拣来的。经过几年的努力，修起了门楼、围墙，东、西配房，炉灰渣盖了房顶，硬化了院，大门外打了井。除了修门楼、盖房顶、打井用人帮忙，其余的活都是父亲一个人干的。
磕磕碰碰的事对于干活的人来说是常事，但有一次实在是让人心有余悸。记得在垒东房前墙的时候，父亲踩着两条凳子搭一块板的架子，抱了一块六、七十斤重的石头往墙上搁，还没有搁稳，就连人带石头仰面朝天摔到了院子里，好在石头没有砸在脑袋上，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父亲当时也害了怕，那一天没有再干活，第二天又照干不误
更麻烦的要算邻里之间无端的纷争。就在搬进新家的第二天晚上，邻居一家兄弟四个找上门来，说我家的宅基地占了他家的地。事实是这样的，新家占的这块地，解放前是他们家的打谷场，土改时收归集体，面积三分左右，因为地处人家中间，划分成七、八块分给附近的人家种旱烟，我家原来的旧家与此相隔不足两米宽一条小路，旧家就倒塌在这块地里，因此父亲权衡再三，向村里领导提出在这里建新家。说实在的，如果换做任何人在这里修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是父亲一旦提出，村干部没有人不同意。一方面有人嫉妒，另一方面也使种旱烟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人们当面不说不等于背后不说，他们兄弟受人挑唆也未可知。当然这件事摆在桌面上他们是没有道理的。人人都明白，地是土改算了账的，宅基地是村里批准的，你说我占了你的地，这是典型的反攻倒算，是无理取闹。因为是邻里关系，父亲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克制，没有上纲上线，没有激化矛盾，没有扩散影响。心平气静耐着性子和他们讲道理，平息了纠纷。后来的交往中，也没有计较这方面的事情，邻里关系依然出的很好，他们大哥孩子们多，大儿子结了婚没有住处，还留在我们家住了好多年。
一九七〇年父亲出任柏井供销社主任，包点前牌岭村，就在这年的农历十月十八，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去世时父亲不在身边，是派人去前牌岭把他叫回来的。
在料理母亲后事的几天里，父亲的白发明显增添了许多，母亲撒手离去的时候只有四十岁，留下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姐姐十七，我十三，妹妹八岁，弟弟五岁。父亲还要出去工作，他怎么能放心我们？这是明摆着的事。
母亲安葬后的第三天，公社书记徐川修登门了，一方面对母亲去世表示慰问，更主要的是让父亲尽快上班。当时正值全国性的整党，形势确实比较紧张，第二天父亲就回到前牌岭的岗位上。从此，父亲的家庭负担更重了，又当爹又当娘，还要经常工作，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一九八〇年父亲提前退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再修一处院落，将来我和弟弟每人一处。那时我、妹妹、弟弟都有了工作，经济条件在村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塌了的那处旧院叫二节窑，下面是一处大横窑，窑顶后面又璇了三眼顺窑，顺窑的院就是横窑的顶，塌了的是三眼顺窑，横窑基本完好无损，一门两窗，在我的记忆一做过羊圈，后来就是堆放煤炭、杂物。过去没有什么建筑材料，就是石头和白灰，横窑的墙最薄处也有一米厚，这些石头拆下来璇三眼窑基本够用，宅基地是自己的，原来顺窑的地基降低，横窑保留窗台以下作院落。这些都是父亲早已计划好的。
工程按父亲的计划进行，砖前墙的三眼窑洞顺利建成。剩下的事情和以前一样，由父亲一个人完成。炉灰、白灰混合，填了家里的缝，请人摸了白灰，硬化了地，修了门楼、院墙，盖了厨房、厕所，垒了院台，设施齐全的院落在父亲受手里完成。
一九八三，村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协商，父亲承包了队里的四亩责任田，加上口粮地，林业地，一共经营着六、七亩地，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脱离种地。
六
勤劳俭朴，乐于助人，是父亲最一辈子的坚守。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很忙，在槐树铺工作期间，每次回来家也顾不上进就直接拿了工具下地去了。在本村工作期间，一年四季都是早早起床，除了下地，就是忙里忙外干家里的活，即便是下雨、下雪也要起来做家里的事。
集体化的时候吃的米面，都是集体的驴轮流给每家每户碾的，两次用驴中间如果遇到米面不够吃，就得人推着去碾或者磨。记得凡轮到我家的时候，父亲总是很早就起床了，夏天四点，冬天最迟也超不过五点，自己推碾，到驴上套的时候，已经碾过头一遍，然后他去吃饭、上班，下午七点左右，卸了驴，他下班回来还要推着在碾一个小时，这样一来，碾面的时间前前后后达到十五、六个小时。父亲就是这样，善于使各种元素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从而获取最大、最好的效果，人们总感觉父亲干啥都比别人出活，其实还是他的吃苦耐劳，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是最核心的。
父亲对扑克、象棋，只是初通玩法，从来没有见过他坐下来和别人打扑克、下象棋。他也很少和老头老太太闲坐聊天，下地劳动是他的日常。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质越来越差，直到活都快干不动了，还要每天扛着工具到地里，能干就干几下，不能干就在地边坐。他说闻着土地的味道，看着庄稼一天天长大，是一种享受。
小时候吃了过多的苦，经历了长时间的物质匮乏，挨饿受冻，勤俭朴素成了习惯，特别是对粮食非常珍惜。我不止一次亲眼见过，掉在土里的干粮，父亲拾起来连土都不吹一下，直接就吃到嘴里。一九九〇年前后，我们陆续出来以后，就留下父亲一人在家，姐姐、妹妹隔三差五给他蒸点干粮，调点馅，父亲一个人吃东西有限，那时候家里也没有冰箱，食物长毛是常有的事，我们劝他变质的食品就不要吃了，父亲根本不听，照吃不误，一点都不会扔掉。他把节俭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使我们感到非常震惊。
但是父亲深明大义，当有需要的时候，同样出手大方，我在他留下的笔记本里看到这样一页，一九五八年，为解决国家建设资金，发行了大量的公债，号召干部职工购买，并号召大家出钱支援大跃进，父亲当年购买公债十二元，支援大跃进十五元，是槐树铺供销社全体干部职工中最多的一个。扶危济困，帮助别人，舍得付出。我的舅舅耿金小，从小父亡母嫁，三个姐姐先后出聘，孤身一人无依无靠，轮流住三个姐姐家度日，解放初期虽然比过去好了许多，但多养活一个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虽然是自己姐姐家，但毕竟和自己的家有区别，舅舅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父亲对舅舅不仅管吃管住，长大成人后，及时和西回村的干部联系，争取了指标，到阳泉矿务局当了工人，又亲自保媒，介绍袁家峪的李改和舅舅结为夫妻，并且在我家给操办了婚礼，办完婚事又住了一段时间，才安顿回了西回。
本家侄儿金祥，叫父亲爷爷，家庭人口多，生活压力大，导致精神抑郁，一家人生活陷入困境，有一天，父亲把他叫来，拿出二百元钱给他，叫他做个本钱进点货，趁赶庙的时候出去卖一卖赚个钱。他对做小买卖不陌生，还比较感兴趣，拿着钱高高兴兴走了。以此为本钱，小买卖做的挺好，一直干了好多年，精神基本恢复正常，家庭也回归了常态。二百元钱不算多，但在八十年代出也算一笔大钱了。
兵虎叔和巧云婶年龄略小于父亲，已是有两个姑娘的夫妻，因家庭不和，最后闹到了离婚。巧云婶带着两个女儿，嫁到了柏井一个郭姓人家，结果好景不长，没有几天，矛盾爆发，巧云婶还遭遇严重的家暴，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又带着两个女儿离开郭家，面临的将是流落街头。父亲将她娘仨收留，管吃管住在我家暂时安顿下来。时机成熟后，又提出让他们破镜重圆。经过一番折腾，他们也感觉到没有更好的出路，就这样恢复了婚姻，回归了家庭。后来他们又生了三个儿子，儿孙满堂，圆满过完了一生。
除了这些记忆深刻的事情，父亲给人家调解家庭、邻里等方方面面的矛盾纠纷经常不断，大部分都是有了事直接找上门来，父亲都会认真对待，加以解决。大家信任父亲，愿意听他的，经父亲手受解决的问题难以数计。
七
父亲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是必看的内容，八六年曾经做过青光眼手术，右眼近乎失明，电视、书籍都不能看得时间太长，但看新闻联播从来没有间断，报纸、杂志也没有少看，我们始终没有感觉到他的思想僵化，认识过时，我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经常向他请教，和他讨论，他总能提出一些令你信服的见解和办法。父亲思想解放，既不受封建迷信的约束，又尊重客观规律，八〇年修家的时候没有请阴阳堪舆，家的朝向，厨房、厕所修在什么地方，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想法来安排。他的根据就是，你感觉到这些按排在什么地方最顺，这个肯定合风水的要求。后来和懂风水的人聊起来，他们都感觉这样安排很合理。
九〇年教育局分给我老教师宿舍一套住房，父亲积极支持我们搬出来住。其实我们唯一的顾虑就是单独留父亲一个人在家，父亲的态度让我们吃了定心丸，我们一家四口于当年八月份搬来平定居住。到了九四年，姑姑寺县政府宿舍分配给教育局四套集资房，当时我已经被任命为教育局副局长，郝福喜局长考虑到我还没有房子，决定把其中一套分配给我。面对于这样的好事我犹豫了，因为一套房自己要出四万多块钱，我当时也就是有一万左右，到底该怎办，还是老规矩，回去问父亲。父亲一听了只说了一个字，要！对于钱问题，父亲动员妹妹借我了七千块，凑够了第一次该交的钱。对于后续的钱父亲这样安排，借钱当时不算大问题，关键是怎么还，如果还钱有困难，就把家里院子卖掉，饥荒完全能还得清。父亲的态度使我坚定了买房子的决心，打消了还不起借款的顾虑。
父亲是个多面手，种地，和泥、摸墙、垒石头、砌砖等农家活，没有他不会干的，干家务，做饭甚至做针线都能拿得起。
父亲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性格开朗，兴趣广泛。我刚十来岁的时候，父亲就把竹竿锯短，烧红火柱烫了窟窿，做成笛子，让我们学着吹。竹筒、猪尿泡等材料做成二胡让我们学着拉。记得父亲和当时还是柏井公社的武装部长任芝，化妆登台演小品，宣传养猪政策和《婚姻法》。有一年过庙，村里唱大戏，一伙在供销社闲的的人，因为他们知道父亲以前唱过戏，就问父亲，还能不能登台，实际都是在开玩笑，有一位比父亲年龄大不少的大爷故意说，你如果你去唱皇姑，我还要给你去当丫环哩，都知道这位大爷没有唱过戏，大家一起起哄说今天晚上一点要上台演一出，父亲也就答应了。父亲登台唱戏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播开来，晚上来看戏的人显然比平时还多。父亲他们演的是《打金枝》皇姑出场的那一折，父亲扮皇姑，那位大爷和另一个扮丫环。他们一出场，台下就沸腾了，倒不是戏唱的有多好，那时没有音响，全靠自己往响的唱，反正我是一句都没有听清父亲唱了啥。引起轰动是他们的扮相，父亲本身有点驮背，凤冠霞帔穿戴在身上，我不说大家也能想象得到是什么样子。特别是那位大爷，生平第一次登台，白里透红的化妆，难掩满脸又深又宽的皱纹，手里挑着一片布造型的灯笼，个子高过父亲一头，走不会走，站不会站，自己捂着嘴笑个不停。台下的人也顾不上看戏，笑的前仰后合，东倒西歪，只到他们退场才逐步平静下来。
经历了太多的事情，父亲面临急、难、险、重的情况，总是临危不乱，沉着冷静，立刻想出解决的办法。有一年春夏之交，正是挽谷的季节，连续几天的降雨，使荒草猛长，只见草，不见谷，不少人家干脆翻了改种其他。其中我的邻居大爷是个非常仔细的人，搬了小板凳坐在地里，草中找苗干了起来，这样的做法其后果可想而知，一天挽不出多少，干了几天自己草鸡了，农时也耽误了，这块地荒废一年。父亲则是采取了三步走的办法，第一步先把垄背上的草除掉，第二步把两根谷之间的草除掉，第三步把剩余不多草除掉，把谷留下。这件事其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就是这一年没有几家种成谷的，我父亲算一个，正因为这样人们对这件事津津乐道，流传多年，每每拿出父亲和那位大爷做对比，父亲三步走干成了，他搬着小板凳坐地里却把地荒了。
有一年的元宵节，按村里的风俗，一打早起来放了鞭炮，焚香烧纸完毕，面已和好，大家坐在一起准备包饺子，我拿起桌子下面的酒瓶往馅里倒了一股，误把汽油当酒，浓烈的汽油味扑鼻而来，一盆馅报废了。父亲拎起馅盆走了出去，正当我们束手无策，不知所措的时候，父亲将一盆白菜猪肉放到我们面前，于是大家动手抱起了饺子，逐步缓过神来，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元宵节过的和以往没有二致。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人会怎么处理？父亲的做法有点特别。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弟弟出生，忙乱了一整天，晚上才发现，添了一口人，被子不够盖了，吃了晚饭，安顿好妈妈和弟弟，父亲把家里放的被里、被面、棉花拿出来，在半个炕上铺开缝起了被子，缝了多长时间我不记得，反正我睡的时候盖的是新被子。
一九七三年春季，二伯母回石盆他娘家探亲，没有住几天就病了，她身体本来就不好，哮喘，肺心病已经多年。走是走不了，只好在家里安顿下来，医院的生诊治。一天我和秀梅（二伯的女儿）姐把他扶起来准备喂药，伯母突然一挺，眼睛翻白，呼吸骤停，我和秀梅姐大惊失色，情不自禁呼叫起来，父亲闻讯赶来，上去掐住伯母脖窝，迅疾按倒，然后掐住人中，过了一会儿才哼出声来，半个小时以后才恢复了正常。事后我想，如果不是父亲在，伯母那天恐怕很难过关。
八
父亲把我们兄弟姐妹拉扯大，除了姐姐，我、妹妹、弟弟先后安排了工作。兄弟姐妹四人都成了家。姐姐两个儿子，我两个儿子，弟弟妹妹各有一个儿子。姐姐找了本村的对象，妹妹当时也在村里，我和弟弟先后离开了家，我家去了平定，弟弟去了阳泉。家里只有父亲孤身一人。对于我们的离开父亲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父亲从来都是把最好的一面给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他又什么困难，从来没有表露过有什么不满意，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在我们面前总是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我的邻居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冬天了，父亲买了一车煤，因为车到不了大门口，所以要从七、八十米的距离往回担，父亲患头晕是我小时候的事了，后来又有高血压，头晕是经常的事，只是程度轻重而已。他说那天父亲头晕比较厉害，担起担子东倒西歪，路都走不成直线，他给帮了忙才弄回去。这些事父亲从来没有和我们提起过。
记得是九二年春天，邻居稍来话说家里有事让回去一趟，知道不是什么好事，急急忙忙请假回了家。回去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父亲每天都有早起的习惯，邻居们起床后，总是能看到我家的大门是开着的，今天一直是大门紧闭，一定是有问题，于是就在大门口喊，父亲答应了，但是因为头昏起不了床，邻居们翻墙进去才知道父亲是一氧化碳中毒，也就是通常说的熏着了，幸好人还清楚。我在家陪父亲在了两天，第三天父亲能站起来了，走路还是不行，扶着墙走还是踉踉跄跄要跌到的样子。父亲对我说，我没有事了，你去上班吧，我说你这样我走了也不放心啊，父亲说没有事，执意让我走，正好那几天单位也比较忙，我也就回去了。我意识到父亲一个人过的确实很辛苦，叫他跟我们出去住他又不同意，只能安排在本村的姐姐妹妹，让她们打听的勤一点。事实上不用说她们也打听的挺勤，最多也隔不了两天，
父亲支持我们的工作是一贯的，不管家里有什么事都他一个人扛。修家的时候，也只有星期天回去帮忙，一到周一父亲就打发我去上班。我在东回中学任校长的一个春季，和学校请了假回来帮助下种，正好教育局通知开会，本来想一年一度下种也是大事，派个人去替一下也未尝不可，但父亲不同意，说你去开你的会，家里的事不用管。
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每况愈下，父亲考虑最多的就是到死也不想给我们增加负担。我听父亲说过，说人老了，得癌症挺好，因为不管有多么痛苦，时间是有限的。父亲和邻居开玩笑说，我给你二百元你把我掐死吧。父亲也曾对我说过，万一得了脑出血之类的病，千万不要抢救，就那样死去挺好。父亲担心的是自己日后万一生活不能自理给孩子们带来麻烦。
我九〇年出来以后，每年回去和父亲过年。事实上也有许多具体问题，回去后家还没有暖回来就应该来上班了，父亲最担心的就是煤气中毒，冷家生着火是最宜发生煤气中毒的。父亲让我们过年也不用回了，他一个人在家没有问题，九四年就定下来过年就不回家了。临近过年，越想越越不对劲，怎么也不能让父亲一个人在家过年。腊月二十五，事先没有跟父亲打招呼，叫了车，给父亲买了新衣、新帽，回去二话没说，叫父亲换上衣服跟我来过年，见我态度坚决，也没有多说什么，安排姐姐的孩子看好门，就跟我来了。父亲这个年过的很高兴，每天都出外面去转一转，还特地到姑姑寺政府宿舍建设工地看了看，那些地方父亲并不陌生，称赞那是个好地方。年后，姐姐妹妹从村里来看到，父亲向她们表示对我在这里的生活很满意，这个年过得很高兴。过来初五，父亲牵挂家里，表示想要回去了，本来我想是过了元宵节在回去，父亲执意回去我也没有硬留，于是用了车把他送了回去。
一九九五年五月，星期天正在家里休息，临近中午。有人来报信，说父亲病重叫我马上回去，我叫了车急忙往回赶，并告诉我的邻居王身魁叫个医生来给父亲看病。我回去以后父亲已经不省人事，只喘着一口粗气，瞳孔也已扩散，随后医生也到了，我征求医院，他看了父亲的情况告诉表示，父亲就快不行了，准备后事吧，医院就不要去了，估计他们不过到村口，父亲就停止了呼吸。父亲如愿以偿，没有用没有用我们伺候一天，没有用我们喂一口饭、没有用我们喂一口水，就这样去了。父亲的丧事办的很隆重，规格和规模在当时来说上下邻村是数得着的。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光存折就有九千八百元，当时来说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了。父亲有个习惯，每年除夕夜吃饭前，总要把这一年家里发生的大事总结一下，新的一年要个个目标。八〇年父亲退休，弟弟接班，妹妹之前以亦工亦农的身份进入了供销社，我七三年平定师范毕业当了老师，七八年我和郭娥祥结婚成家，家里的经济条件算不错的了，父亲提出了一个目标，说咱们也要奋斗一个万元户。父亲八六年退休改办离休，按规定享受了三千元安家费，父亲种地卖粮，一年也有几百元的收入，我、弟弟、妹妹，除了自己消费，全部交给家里，父亲每月五十多块的工资不算低了。父亲过光景仔细，全家人省吃俭用奋斗十五年，离万元户仅差一步之遥。
父亲留下的钱怎么分配，我确实动了一番脑子。父亲“尽七”,趁大家都在，我的想法和大家征求意见。钱分成两部分，大头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平均分配，剩下的小部分孙子、外孙六人平均分配。大家一致认为没有什么问题，钱就这样分配下去了。所以要这样分配，是因为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一视同仁，对孙子外孙一视同仁，这样做父亲在天之灵也会满意的。
父亲是普通人中的普通一员，他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不知道固驿铺乡党委委员算不算副科级，如果不算，他连个科级干部都不是。以父亲的资历和能力他完全可以发展的更好，但他对工作负责的同时，尽最大的努力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父亲用自己的言行告诉我们：
要努力工作，因为工作本身需要做好，而做好工作是发展自己的基本前提，工作做不好，自己的发展进步就是一句空话；
要学习，要思考，才不会被时代淘汰；
困难、问题并不可怕，怕得是你没有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万事开头难，你敢下手去做，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有能力就去帮帮有困难的人，因为人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勤劳俭朴是一个人一生都要坚持的；
做事要有恒心，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要以积极的心态对待生活，积极的态度，才有美好的体验。
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回忆父亲好像有回到在父亲的呵护下，那种安全、可靠、稳定、和谐、祥和的生活氛围。
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zjzl/321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