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工作的儿子和儿媳妇换了一套四室的新房子，精装修，年前拿到了钥匙。儿子用手机挨个房间拍摄视频让我们远程“参观”，万科开发的楼盘，房子质量不错，小区环境优美，孩子满意，我当然高兴了。到了爱回忆的年纪，高兴之余又想起了小时候家里住房困难的日子。
我出生时，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虽然没有赶上挨饿的日子，但是那个年代各种物质还很缺乏，越是缺乏的东西越喜欢，这可能是人的天性。我从上学开始就喜欢两样东西，一是房子，二是纸和笔。喜欢房子并不是奢望拥有多少间房子，只是想有一个和村里的同龄伙伴们差不多的“窝儿”而已，可当时的家庭条件真的是达不到。因此，家里有一处体面像样的房子成为了我的梦想，可是这个梦想直到80年代初参军入伍时也没能实现。那个时候还不懂得农村住房条件的改善是和党的农村富民政策息息相关的道理，只是简单地觉得家里穷，盖不起好房子，没有面子，也是虚荣心在作怪。特别是上初中以后，这种苦涩的情绪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有时心里还埋怨父母。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理解了，也慢慢明白了，当时的情绪肯定是不对的，现在想起来很是内疚。
纸和笔也是如此，在村里上小学，纸张很缺乏，一个本子用了正面用反面，在供销社花几分钱买一张能裁32张的大白纸，母亲用做针线活的白线“装订”上就是一个作业本了，还经常买一些更廉价的深色草纸用。母亲经常说我大哥上学时纸张更“艰难”，（家乡话奇缺的意思）一张纸除了正反面都用，还要写完铅笔字写钢笔字，写完钢笔字再写毛笔字的事儿。缺啥就稀罕啥，大姐夫是我们村南任丘县一个大队的会计，每次到我家来都带几本蓝格子的稿纸，我当时舍不得用，视作“珍宝”一样。可能是从小养成了珍惜纸张的习惯，现在在单位我从来不舍得浪费一张纸。二姐夫有一只“英雄”牌钢笔，我对它可以说是垂涎三尺，惦记了好久，由于从小自尊心很强，从来没有跟二姐夫张嘴要过，后来是刚过门的大嫂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缺乏纸张和钢笔容易满足，但缺房子在那个年代可就不是那么容易满足的事儿了。
现在年轻人谈恋爱的首要条件是有房有车，上个世纪70年代，农村姑娘嫁人，也是首先看男方家有几间房子，条件高的还要有“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按照那个年代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个条件比现在的有房有车也算是只高不低了。
我弟兄四个，上面三个哥哥。隐隐约约有点印象，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我家拆掉了爷爷在时的小屋子，费了很大的周折，盖起了三间“里生外熟”的正房，之所以叫“里生外熟”是因为盖房子买不起那么多砖，外面一层是砖结构，里面的用土坯代替，土坯造价很低，白洋淀水里的淤泥弄上来经过加工就可以托坯子。看过黑白电影《小兵张嘎》的都知道，白洋淀的水村房基地都很窄，邻居之间几乎是房子挨着房子，中间几乎没有空隙，要不嘎子就不会那么容易去胖墩家房顶堵烟筒了。就是这“里生外熟”的三间房，若干年后，后邻的房子翻盖拆除，我家房子后侧才露出庐山真面目，外层的砖很少是整块的，估计是拆除旧屋时候的碎砖头，垒的歪歪扭扭，有了这三间房子，当时在村子里也算是不错的了，这里凝聚着父母和哥哥们很多的心血。这三间房加上那个不宽敞的小院儿，曾经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幸福快乐的温馨港湾。后来又先后做过三个哥哥的新房，用家乡的话讲，就是娶了三房儿媳妇。几十年过去了，房子的主人早已离去，虽然历经风吹雨打，但房子依然“健在”。房已老矣，摇摇欲坠，尽管如此，我觉得老屋还是有“灵魂”的，就像一个曾经贡献突出的耄耋老人，虽然丧失了当年的活力，但若论起年轻时候的贡献和功绩，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此，这三间老屋对于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讲，是功不可没的，它寄托了我最纯真，最美好的情感。
房子和小院儿紧挨着白洋淀的河边，那时候水量充沛清澈，出门就可以坐船。在这里，我度过了夏有凉风，冬有雪，春有鲜花，秋有月，虽然清贫但却十分快乐的童年、少年时光。那时农村的学校都是上半天学，中午回来书包往炕上一扔，就跑出去玩了，春天玩泥巴，夏天摸鱼虾，秋天嚼甜杆儿（玉米、高粱）冬天把冰滑，捎带还能抽冰嘎儿，一年四季各有各的玩儿法。有时玩儿“疯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也不知道回家，于是河边和村边便传来母亲们高声呼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这声音传的很远，熟悉的声音伴随着黄昏袅袅的炊烟和似火的晚霞，情景和气息令人心醉，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相当的亲切，特别的优美。快过年了，邻居的小伙伴都集中到我家门前的胡同，（老家叫过道儿）男孩子弹玻璃球，女孩子玩跳绳儿，到了腊月三十前后，一年省吃俭用的左邻右舍的乡亲们都拿出一年的积攒，开始忙活过年的吃食了，家家院子里都飘出诱人的香味。晚上，村子南头到北头三里长的大街上熙熙攘攘，满街的孩子们每人打着一个点着各种蜡烛各种造型的小灯笼，把整个村子的夜晚弄得热闹非凡，点缀的灯火通明，再加上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那有些刺鼻的火药味道，现在品味起来倒觉得是非常珍贵的家的味道，是一去不复返的真正的年的味道。
母亲爱整洁，一年四季总是把小院子收拾的干净利索，有时深夜我都睡醒一觉了，母亲还在屋里屋外收拾。母亲爱花儿，到了季节，她总是在院子的边边角角种植一些花花草草，虽不名贵，但是到了开放的季节依然给小院子带来了勃勃生机。那时候，我特别羡慕前邻长秋叔和长根叔兄弟俩的家，不但有宽敞的院子，还有里外都是青砖结构的一排房子，房子的檩条粗大，灰质的房顶也非常坚固，院内还有一架高高的房梯，到了夏天的晚上,我和邻居的孩子们都喜欢到他家房顶乘凉玩耍，有时老人还给讲鬼神故事，很是吓人，害怕了不敢回家，就在房顶上铺个席子睡觉，可惬意了。
村子北边3里路是雄县的十里铺村，住房条件比我们村差很多，记得几乎家家都是很矮的小土房子。十里铺房子不行，通电也晚，70年代初，我们村点上了电灯，十里铺还是煤油灯，每当晚上我们赵北口村的电灯亮了的时候，孩子们就高喊着：“赵北口的电灯又着了，十里铺的小孩儿又嚎（哭）了!”一副“得意忘形，幸灾乐祸”的样子。
我家虽说是三间房，其实能住人的就两间，农村跟这种房子叫“一明两暗”，中间的“一明”是堂屋，分别有两个锅台，烧炕做饭。那个时候，白洋淀水乡日子好过的都是女孩儿多的家庭，因为女孩儿都编织苇席，每片席子国家收购能卖到三块多钱，女孩子中的编织好手一天能编2—3片席子，收入十分可观。男孩子就不行了，只能在生产队挣工分，还得盖房娶媳妇儿，哥们儿多反而成了家里的负担，所以女孩子嫁人找婆家，首先打听男方家的信息就是哥们儿多还是姐们儿多，有几间房？70年代我还小，大哥二哥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了，全家6口人，三间房子在一起住显然是不行，于是住房困难的日子开始了。“大锅饭”的年代，想盖新房子是很难的，两个哥哥结婚以后，我和三哥跟着父母搬出了生活了十多年的小院子，从此，住房条件也是每况愈下。先是借住在一个“干亲”家刚刚盖成，屋内还没有抹灰的两间“里生外熟”的房子里。屋内的土坯裸露着，门窗还没有安好，窗户是临时性的，采光很差，但能有这样的房子栖身就已经很不错了。当兵后每次回家探亲见到那位借给我们房子住的“干哥”都有一种感激之情，这是雪中送炭的患难之交，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借住的两间房子通着，里面住人，外面放着和三哥暑假期间打来晒干的青草，准备卖钱给我交下个学期的伙食费用。现在还记得晚上睡觉外间屋子飘来的新鲜干草的清香味道。那时候我已经十四五岁了，三哥也二十出头，在农村已经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我三哥是安新县一中的高中毕业生，还精通二胡等乐器，在村子的加工厂上班挣工分，后来到公社中学当上了音乐老师，当时在村里也算是个有知识的优秀青年了。可是没有自己的房子，谁家的姑娘愿意嫁过来？在村里有个偏见，租住别人家的房子是很没有面子的，我家先后供了两个县一高中的学生，按说是很让人羡慕的，由于房子的事情，我反倒觉得有点抬不起头来，一时间让自尊心很强的我苦恼不已。有的亲戚和乡亲们劝我的父母亲，让我不要上学了，一是减轻家里的负担，二是赶紧回家学点手艺养家挣钱。我当时也有了辍学的想法，但是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懂得文化的重要性，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供孩子一肚子的“字儿”（指文化），比什么都强。”哥哥们也都支持我继续上学，希望以后有出息，为家里争光。尽管我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出息，更没有光宗耀祖，但是如果没有在县一高中学到的知识，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十分敬佩母亲和家人的远见卓识，更感恩他们为供我上学所付出的艰辛。现在反过来想想，假如不供我上学，即使当时有一处像样的房子又能怎样呢？
记得借住房子期间发生了两个事儿，一个是在安新一中文艺班期间，乐队刻乐谱用的白纸不知道是啥原因，县城的大商场断货了，可见那个年代的物资匮乏程度。为了应急，我自告奋勇，说我们村的供销社有货，于是经班主任于老师批准，我和刘建辉、曹光强等同学借了一条船，从县城东关码头划了30里水路到我们村买纸。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这么远的水路，当天肯定赶不回县城，得在我的家里住一宿。现在想不起来我是怎么通知的家里，为了我的自尊心，我告诉大嫂在那三间房子接待我的同学。到家后，大嫂很热情地给同学们做白面饼，炒菜，晚上把房间腾出来找出干净的被褥给我们住，回到学校，几个同学都夸大嫂的热情周到，使我很有面子。第二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记得是一年暑假，我们村的文艺班女同学王春花，也没有打招呼，带着朱金花等几个女同学到村里找我，通过打听直接找到了借住的由于采光不好白天也黑洞洞的房子里,让我十分的尴尬，何况还是女同学呢？我从屋子里出来，满脸通红。其实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年纪小，人家根本也没想那么多，是我虚荣心太强而自寻烦恼。记得我带着她们步行15里路，到雄县县城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算是对这些同学的招待。说是烦恼，其实就是一会儿的事儿，借住的房子的邻居们和我家相处的都很好，前邻和三哥岁数相仿的一个很漂亮的姐姐经常来我家听我和三哥演奏二胡曲子，有时还来段二胡齐奏，或者京胡伴奏的样板戏清唱。优美的音乐声从屋内飘到院子外面，引来邻居羡慕赞赏的目光和夸奖。野百合也有春天，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还是很单纯的，虽然房子简陋，日子清苦，但是依然有我们的尊严与快乐。
借住人家的房子总不是长久之计，不久村里给我家划分了一块直接靠着河边的宅基地。那个时候，村里的人们要宅基地都喜欢靠着河边，目的是通过挖取河边的泥土可以继续往外“扩张”相当于填水造地的意思。在亲朋好友和乡亲们的帮助下，也没有花多少钱，就盖起了一间小屋。屋内一条炕，一个盛杂物的柜子，再加上灶台，几乎就没有多少空间了。现在还记得小房的房梁是一个向上自然弯曲的“罗锅”形状的树干，房顶就顺其自然也是向上弯曲的了，房子虽小，但毕竟是自己家的，住起来心里也踏实多了。前些年有一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住房十分困难的张大民在盖小房子的时候出于无奈，只能把一棵树留在了屋子里，我看后感同身受。
小房落成时，我正在县城上高中，在学校住宿，平时就三哥和父母亲住一起。放假回家，我就跟哥哥们一起在河边挖土，扩大宅基地的“领土”范围，由于从小身体单薄根本不是干力气活儿的人，挖不了多长时间手上就磨出了血泡，但是我没有吭声，继续咬牙坚持。后来，当兵转业到江汉油田的大哥把大嫂接到了湖北安家，房子腾出来，才有了三哥结婚的住房。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80年代初，随着这首响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农村改革的大潮开始涌动，勤劳致富的政策使家乡人民的生活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年10月26日，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白洋淀边的这个小村庄，参军入伍来到辽宁锦西海军部队，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活。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临行前，望着送行的父母和亲人，我强忍泪水，暗下决心，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为家里人争光。入伍第三年我凭着扎实的文化基础，考上了军校，从此才有了25年的军旅生涯。
参军一年多，就接到家里的来信，三哥和二哥都盖起了新房子，三哥的房子就是在那间小屋的地基上重新翻盖的。几年以后，三哥辞掉了教师的工作开始下海经商，不久又买下了村子临街最好地段的一处宽敞的宅院，装修也是村子里一流的，母亲也从我家那三间老宅搬到了三哥那宽敞明亮装修一新的房子里安度晚年。我家住房条件的变迁，是党和国家富民政策的真实写照，也是广大农民从贫穷到富足的一个缩影。
也许老天知道我小时候喜欢房子没有得到满足对我的眷顾，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为住房的事情发过愁。新婚部队就分给一套正式住房，之后几次调配，从营职房到团职房都很称心，部队住房制度改革以后，又购买了现在室外环境优美，室内宽敞明亮的经济适用房，虽然和那些花园别墅没有可比性，但是我已经很知足了。只有经历过困难的岁月，才能有现在的容易知足。不知道拿到新房钥匙的儿子是否有这样的感受？
40多年过去了，那三间老屋和那一间小屋，还有借住的那两间房子，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也时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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