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筒上暗红色的漆，斑驳得像月夜树林里照在地上的光；琴杆也旧得几乎分不出颜色，倒是露出了红木的本色。弓子是原配的，弦却是新来的搭档。在弓子的某一头随意地挽了一个结，结里裹着生活的粗糙；一滩儿松香不规则地糊在它该待的地方，被弦子拉过的地方磨下一道沟，些许的细小粉末泛着白色。凹糟里落着永远都无法清理的陈旧的灰。这把二胡，在六十年代初期，随着坚决响应国家支边政策的父亲，从河南某个偏僻的小山村，来到荒凉辽阔的漠北安家落户。打我记事起，父亲闲下来的时候，就喜欢在既是卧室又是客厅的屋里，一边拉着他的二胡，一边扯着嗓子唱家乡的豫剧。那个年代，文化娱乐活动少之又少，父亲一唱起来，我的玩伴们，也就寻着声音凑热闹来了：男娃娃、女娃娃，高低胖瘦，站的站，坐的坐，围了半屋子，听得津津有味。毫无疑问，二胡的音质非常的差，发出的那些声音，时而像个淘气的孩子在走路，不是东拐一下，就是西拐一下；时而又像深夜里夫妻在吵架，不是妇高一声，就是夫低一声，但一点都不影响我们这群孩子如醉如痴，陶醉其中。父亲个子不高，声音却洪亮，一开腔，虽说不上震石穿云，却也字正腔圆抑扬顿挫。面对围拢在他身边的这十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父亲没有丝毫的马虎。“嗯！啊啊！”父亲总是在清嗓子的时候，先用眼晴把我们全部扫视一遍。之后，端起写字台上的大茶缸，美美地喝上一大口茶，再把左腿上的二胡，调在靠近自己腹部的位置，让蒙皮的一端，略微向右前方偏斜。而这时候的琴杆，也略向左前方倾斜着。挺直腰板后，父亲又看我们一眼，微微低下头，把目光放在二胡的弦子上，抬起右臂，脸也偏到右边去，把右手往外轻轻划出去，”依依呀呀”的二胡声，便响起来了。因着唱段的不同，父亲的起腔也是不同的。每遇开心的时候，父亲喜欢高起腔，让自己的声音，随着二胡的旋律猛地发出来,一下就抢了二胡的风头。甚至于让早已做好倾听准备的我们，浑身一激灵，在惊吓中，相互对视一眼，继而明白：我的父亲，是在故意逗我们，便有参差的笑声，盖住了其它。父亲不开心的时候，也是有的。这时的父亲，就比平日严肃了许多，脸沉下来，眼神里满是迷茫的光，会压低自己的嗓音，让发音的部位靠后些，沉沉的声音渐渐地婉转出来。又迂回几次，声音才会高起来，渐渐大过二胡的音律。父亲唱得最多的就是《花木兰》的片段。那时的父亲，在我们一帮孩子的眼里，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名角。父亲唱完一曲，也会给围在他身旁的小听众们讲常香玉的故事。父亲讲了一遍又一遍：“捐了一架飞机，捐了一架飞机啊！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父亲大张着嘴，眼睛弯成了一条缝，把这句话反反复复说了很多遍，仿佛说着自己的亲人一般，仿佛比自己捐了一架飞机还要高兴。坐在一边纳鞋底的母亲，这时候总会抬起手，把手里的锥子，顺着自己浓密的头发划一下。然后抬起头，望一眼兴高采烈的父亲，黑黑的眸子里，有了昔日里不曾有过的光彩。父亲的这把二胡，给我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无比的快乐；父亲的这把二胡，让小时候的我，对美好的事物有了深深的依恋与追求；父亲的这把二胡，更是打开了我内心深处对外面世界的了解与渴望!经历了几次搬家，那把颇有文艺范儿的二胡，早已不知去向。在年初夏的时候，父亲去世后，也被埋葬在了他母亲的坟边，父亲和二胡也一起去了远方。我不知在另一个世界，父亲会不会想念自己的那把二胡。但我，只要想起父亲的时候，就会想起父亲的二胡，就会想起父亲挺直身板为我们拉二胡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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