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关系里，有些分歧是日常的，有助于稳定的，也就是必须的。缺了，反会酿出更大的矛盾。
词人林秋离曾说他骂歌手林俊杰，你以为你是什么，把我的词拿掉，你什么都不是。我每想到那画面，精神便为之一振，这就是制作人该有的气概呀。制作人肯定有个人英雄主义或者独断专制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是“自私”的，这也是我和罗卿不断产生摩擦的原因。一首作品只有一个制作人，本无分歧一说，好也是他，歹也是他。但两个制作人的合作，是两具肉身两个灵魂对话后产生的结论，结论几行字，过程千行泪，而泪是不那么容易阐明的。
我和罗卿不是简单的一半一半的关系，我们脑海中的图式犬牙交错，且必然越过边界，我不可能对交出去的词不管不问，他也从不会照单全收。
他可能会枪毙我的某一首词，可能会在录音前临时叫我加一段词，或改几个字以合音律，对原作肯定会造成破坏，但同时也是建设。而我要观察词曲唱的匹配度，参与设计，这里要加念白，这里要躁起来，那里唱得要收一点，别轻佻，基于词的走向，我给出建议，无论他听不听。特别是某些大作品，几乎是当做策划来做，思想内核、题材创意、形式嫁接、娱乐噱头，我一并考虑进去。我觉得这种互动非常好，通过不断的磨合，罗卿应该理解我，我们不是在干涉彼此的领域，更不是凌驾伙伴，而是为了确保思想表达的完整，不走形，不变样。至于整个作品的饱满成熟，还需要乐手们共同的参详。
《梦里唐朝》解决了写不写中国风的浅层次问题，但深层的暗礁随着合作的深入一个个浮出水面。首先，坚守摇滚本位，要还是不要，这几乎是一个无法逃避也无法妥协的问题。
我向来知道，因合作闹翻的人不少，这时候，我和罗卿还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愿意写就写，不愿写就不写。我还是选择他这个伙计连带他的坚持。我沉静下来，再次思考他执着的原因。我开始系统地去了解摇滚乐六十多年的历史，去领略一位位摇滚巨星的风采与无数支摇滚乐队发展的历程，原来，摇滚乐的世界比我知道的还要大得多，罗卿有他的神谱与坐标系，他所推崇的光束也可以普照大地，包括湘西。
是啊，我们湘西人的土地上遍布着自由发声的山水与少数民族，我们湘西人的历史中充斥着合作与不合作的反复、压迫与反压迫的抗争，我们湘西人的文化性格里蕴涵着“犟”与“躁”的基因，那粗砺的口头表达，脏字的高频使用，连“杠精”一词都是此处的家常语，这明明白白地宣告世界：湘西人是有故事有经历的、会唱歌能跳舞的、蹈过火浴过血的、千凿万击而成的倔强生灵。湘西何止是可以接纳摇滚乐，她还得天独厚，契合着摇滚乐系统包罗万象不平则鸣的气质，甚至，这里足以成为某种摇滚主张的首倡地与策源地。
看来，摇滚乐在湘西立不立得住这一文化背景问题，本不是障碍，自我认知问题，又成了关键。
苦心经营歌词，乐趣是有了，但究竟有没有出息，有没有艺术性，这是颇费思量的，并且必须自我说服。所幸，我的实践告诉我，歌词比诗更加强调“我”的独白，或者“我唱给你听”的表意。而且中国诗歌强大的抒情传统并不能满足所有的念头，只有摇滚乐体系才能令我放开手脚，最大限度地发挥才智，全面调动所学，其他的音乐类型很难提供这么优渥的空间。
之前讲到商业产品和艺术作品之间的生产差别，我看过一些著名作词人的访谈，惊讶于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以及歌词文体的评价不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公司的生产机制中浸淫太久，所作的词很多是外在于内心的所感所思，是造作出来的，是束手束脚平衡出来的，是词林“病梅”，而发自心声的词只占很少的比例。林夕讲，他有意为之的是让流行歌曲有素质、有养分、有哲学性、有深刻的地方，宁可无人问津，也必须为流行文化留下一些东西。你看，面对流行音乐工业的滚滚洪流，这种宣言颇有壮烈牺牲的意味，但在摇滚乐的系统中，艺术追求本不是什么难事，相反，没有思想文化，摇滚世界才不成立呢。
另一方面，罗卿三令五申，要我把书袋收起来，不许我脱离音乐专攻文字，不许歌词艰深晦涩，我也在不断调试平衡点，同时规避的还有过分浅俗的词风。词是曲的待诏，曲是词的霓裳，歌词要与音乐联姻才能孕育歌曲。然而，这是就歌曲而言歌词，歌在词前，乃先存一目的，再做分工，继而标功，本不妨碍词作为独立文本而呈现自足性，正如汉字的听觉效果并不能抹煞视觉效果。词体的优劣固然不能完全套用诗体的标准，便该因词而异，不可一律颂扬或一概斩杀。既然诗性、文学性、思想性可以在歌词中经营，我这个作家，与罗卿那音乐人，便相安了。
不过，分歧还没完呢，接下来是作品的呈现问题，关乎音乐乃至艺术的终极意义。
一个乐队的主要实践，是把作品拿到台上表演出来，还是为演出而定制一系列的作品？二者虽不矛盾，也可统一起来，但确实有取向上的不同。
我和罗卿一致的地方是，演出费绝不是目的，否则，素乐团就形同服务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的队伍了，如果只是获取台上演出的满足感，台下的原创也不再是必须的了。我们的目的是，表达自我的同时影响他人。乐队一定是有感而发、不平则鸣，一定在输出些什么，例如旋律、情感及歌词所蕴涵的立场、观点与各种价值。
我和罗卿的分歧在，如何对待录音室和现场演出之间歌曲呈现的出入。录音室制作的规范严谨之外，还有现场演出的自由即兴，这是乐队演绎时对音乐成品的自然增删，大棚蔬菜摆上市场，正常得很，但在编曲配器的制作阶段，是否就要完全以乐手的编制来设计构思呢，比如一首歌很适合用二胡来烘托渲染，但考虑到演出时乐队并没有人拉二胡，索性就不加入二胡了，古筝、竹笛、口琴、中国大鼓等等，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这并不只是缺少一件乐器那么简单，而是为将就演出而牺牲整个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违背了形式服务于内容的原则，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毕竟，发行录音室专辑，不就是给听众一个标准版本甚至理想版本嘛，那么这个版本就应该以艺术效果为重，哪怕演不了，也是一时的，如果以后有条件可以演了呢，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就高不就低。这个分歧在乐队成员捉襟见肘之时十分突出，罗卿本是一个对音乐品质极其苛刻的制作人，他当然希望室内与室外的作品表现出入尽量小一些，我也明白这是他一时的无奈保守。
由这个分歧延伸而来的问题是，其他的艺术养分要不要吸收进音乐创作。
罗卿对音乐非常专注，他可以长时间泡在工作室，练琴、写歌、录音、编曲，寸步不离，又升级软件，护理设备，乐此不疲。因为对品质的考究，他把网易云音乐上的乐队歌曲总是删了又传，导致歌迷留言，我们之前的评论上哪儿了。有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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